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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方的中世纪也被归入到这个阶段中,卢曼下功夫最深,同时也认为这个阶段最典型的,还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法律经验研究包含的另一种理解则侧重于方法问题，这种解释的重心在于经验研究，强调此类研究必须以对研究对象及其表征的事实的系统观察为基础。在批驳割裂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将实证方法等同于操作技术等倾向的基础上，有必要再澄清另外两种较普遍的对理论的误解。

需要说明的是，理论一词含义多样，本文之所以将分析框架称作理论，不仅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研究者对一般性质问题的思考，还因为当前此类研究存在割裂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将实证方法等同于操作技术、把经验概括或者以往学说直接当作理论等倾向。第三，分析框架具有分析性。或许只有依靠分析框架的检验、修正和创新，法实证研究才能不断呈现法的实际样态的各种复杂面向。鉴于称谓凝聚着人们对事物性质的理解，由此入手或许是一个较适宜的考察策略。在事实上，如果可以直接将学说作为理论，那么需要研究者做的或许就只有应用验算，实证研究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在事实上，人们总是带着一定的前理解或者预设来接触法律现象、形成问题意识并确定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由此可见，对法实证研究的这种说明秉持的并不是某种不可知论，但也不是那种将经验或者学说当作教义的可知论，而是在充分意识到法律现象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坚持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法典的封闭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因而出现了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

⑤石佳友：《解码法典化：基于比较法的全景式观察》，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对法典化、反法典化、解法典化、再法典化语用的分析，能帮助人们全面认识法典化及其意义。然而，法律不完全是对社会的反映，还有人的理想、目的、目标蕴含其中，立法本身就是意向性活动。罗马的法典编纂多出之于整理策略，(14)而整理法律的目的又在于统一法源。

法典化兴起是实证主义或国家主义替代了自然法学派的普世主义。法典化不仅包含立法者意图，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16)欧陆的唯理主义助长了近代法典化运动。在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出现了法律法典化思潮。一部法典，无论看上去有多么完备，自其颁布伊始，就会有数以千计未曾预料到的新问题摆在法官面前。再法典化也无法实现法律形式的完美无缺。

法律阐释要么限缩法律，要么扩张法律，甚至还有对法律的续造成分。(26)对此，笔者发现了与我国主流法学不同的观点：萨维尼的法的科学方法极大地推进了德国的法典化，在这一点上十九世纪法律界无人可比。法律法典化多指第二种方式。受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实现民法的‘形式理性，除了民法典之外，自然法上的理性就不可能以更好的方式获得表现……民法典是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前提。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立法思维，还是司法、执法思维，都包含意向性特征。多数法律学人相信有法典比没有好。

(57)还有学者提出：在金融法领域，中国应制定一部法典化的《金融服务法》。(59)约翰·J.凯博思奇：《证据法典化、统一立法还是分别立法》，封利强译，载《证据科学》2008年第2期。

19世纪中叶的潘德克吞法学使用提取公因式方法建构法律体系。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法典的命运系由阐释者所决定。(54)可这没有阻止人们对法律法典化的追求。例如，为推进法律改革，英国法学家边沁就提出了系统的法典编纂理论。(47)把法律的意义封闭在法典之内不仅不可能，而且没有意义。(36)参见陈金钊：《法典的意蕴》，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在英美法系，一些学者还是把与判例法相对应的制定法称为法典，认为法典化无非是用语言文字把习惯规范、法律原则、法律规范、法律定义等表示出来，使所要表达的法律意志更为明确、稳定。(19)参见前注(11)，邓海峰、俞黎芳文。

⑦同上注，玛丽亚·路易莎·穆里约文，载上注，许章润主编书，第67-68页。(46)同前注⑤，石佳友文。

法官造法是解法典化的第二种形式，宪政主义的发展是解法典化的第三种形式。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专门负责教育立法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谈到教育法法典化的实践需求，并指出：教育法的法典化对推动教育法律规范的科学化及依法治教事业的开展至关重要……从体系化到法典化是教育法体系发达完善的必然过程。

法律一般性是法治的基本要求。(52)同前注(23)，童德华文。法律实施是规范体系、机制体制、思维规则等综合要素运用，因而仅靠法的稳定性，还不足以保持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31)概言之，解法典化被认为是在法典之外出现了与之并行的单行法规，是在发现法典难以涵盖所欲调整的社会关系时，不得不运用立法手段改变某一领域法源一元化的做法。

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就认为，有了法典，诉讼未必能减少(22)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283页。

(32)参见沈建峰：《德国集体性劳动争议处理的框架及其启示》，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26)但若企业通过经营者集中等方式限制或排除了市场竞争，法律也完全有必要采取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等措施迫使经营者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

在此基础上，他从正当性层面论及了法律的反思性。(11) 早期哈贝马斯吸收系统理论的研究成果，把法律与社会组织原则联系起来观察，并用危机理论说明二者共变的原因，将古往今来的法律模式变革都纳入了考量。

(35)由于吸收了大量在监管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行之有效的经验，2019年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具有浓厚的反思型法色彩。如果这一认识有其合理性，那么社会治理的全民性也可能并非不切实际。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陆宇峰译，纪海龙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这是因为在高度复杂社会，各社会系统不仅外部分出，而且基于中心/边缘区分内部分化。

(12)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城、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页。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本文选择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社会治理层次出发初步构造反思型法体系，尽管每个层次都只能进行一些列举。

国家调解不仅相对合意调解处于辅助地位，而且不具强制性，只能在当事人一致同意将该集体合同规则纠纷提交有关调解机构的前提下进行。正是由于不同社会系统基于不同代码和纲要展开沟通，形成了不同的递归性内部沟通网络，储存着相应的明晰知识和默会知识，导致外部的通用型治理模式难以对症下药，才需要激活其自我规制机制，社会治理也不得不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反思型法适用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秩序调整。(33)参见刘亚平：《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痼疾及其纠治——对毒奶粉卷土重来的剖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3期。